嘉宾:陈斓杰 Jefferson

采访:佑蓝(CAPE 新加坡)

 

陈斓杰,福建人,80后。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,毕业后加入Goldman Sachs(高盛)投资银行部,2008年赴斯坦福大学攻读MBA,2010年起于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 (中天资本)担任基金经理一职,负责亚太地区的特殊事件投资业务。

 

拥有炫目如励志小说一般的学习和职业生涯,陈斓杰却丝毫没有那种因为自视优秀而让人感到的距离感。他回答起问题来条理清晰又干练风趣,一脸“事实不就是这么简单吗?”的笑容显得自信而亲切。虽然工作忙绿,他却非常愿意贡献自己不多的休闲时间,刚从泰国出差归来就到NUS uTown 接受CAPE的采访。说起他在清华,斯坦福的紧张学习,在高盛时参与新东方,百度上市的初试锋芒,以及现在中天资本的选择和转变,他淡然地笑笑,诚恳地说“光环仅存在于外人的眼光里,真实经历过就明白这些都很平凡。”

“杰”“出”美利坚

佑蓝:本科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,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投身金融呢?

陈斓杰: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,大学里一门金融的课也没有学过,什么会计, 经济和金融都没有学过 ,也没有想过要做金融行业。我想我很走运,我大二的时候, Goldman Sachs 举办了 Global Leadership 的项目. 之前我连谁是 Goldman Sachs 都不知道啊。选拔标准学业和社会活动都看重,当时清华推荐了两个人,后来只有我一个去了美国。 Global Leadership这个项目, 虽然是 Goldman Sachs举办的,不过不仅仅针对金融业,内容涵盖了各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,请来了很多 NGO 人士,给我们详述扶住贫困,教育等等社会工作 。在金融这一方面,Goldman 邀请了自己的 CEO鲍尔森(后来是美国的财政部长),Chief Economists(后来是美联储纽约州主席)来给我们做演讲,关于国际形势啊,美国经济等等。而我的确是在这个过程里才开始对金融感兴趣的。金融说白了是什么?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,通过市场的力量让资金从一个领域移动到另外一个领域。听起来 kind of cool; It makes things happen. 我当时想,自己是学技术的,学习的初衷是要学以致用,对现实产生影响。同其他事物一样,要想让技术对现实产生影响,就离不开资本,这是社会的运动规律,资金是一个良好的资源调度者,所以就这样步入金融这一行了。

 

佑蓝:是由于这个项目而在高盛工作吗?

陈斓杰:那倒不是,大三的时候被哥大的 Prof MP 推荐到纽约一家对冲基金Gramercy实习。Prof.M P 也在清华任教,曾在 Credit suisse 和 贝尔斯登工作,在金融界有很好的人脉。我说过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学过金融相关的知识,所以在Gramercy恶补一阵这方面的知识,算是最初在金融业的启蒙式教育吧。

 

 佑蓝:一次参加 Credit Suisse 举办的 Women in Banking,其中在投资银行部门的女银行家,看起来对工作有种“在爱与痛的边缘”的状态,是不是工作在投行的压力对任何人都非常大?

陈斓杰:(笑)我想她的状态是非常正常的,任何事情都有代价,不是吗?做投行,客户有可能晚上11点说,“好,我希望明天早上8点在我的办公室见你”那你就要连夜飞过去。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Goldman的IB部门。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,一方面自己当时觉得有些glamorous(神气非凡),参与了很多公司的上市,收购并购过程,大家熟悉的比如工行,中行,百度和新东方上市,另一方面闪光背后也承受了很大压力。尤其第一年感觉非常辛苦,我在大陆读得本科,英语一般,和很多在国外长大或者念本科的同事比起来肯定不如他们,所以只能自己抓紧时间多学,自己准备presentation(演讲),自己做model(模型), 一点不敢松懈。身边的同事大多是很有背景的,在这样的氛围里压力会更大。除了个人原因,投行工作本身非常辛苦,有些时候公司各项分析,估价,数据表设计了一遍又一遍,希望把公司包装好找个好买家,然而到了拍板的关头还有问题,几乎让人觉得要前功尽弃了,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郁闷。做新东方上市就是这样,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有多不同的意见,比如新东方的版权问题等等. 后来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,才算通过了,新东方终于在纽约上市成功。现在回想起来,把投行作为第一份工作,是不错的训练,从投行出来的人,做事的标准都不会太差。不好的方面是学到的技能相对单一,对于实际经营公司业务等等帮助不是很大。

 

 佑蓝: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教育,你觉得两个教育系统分别让你收益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?

陈斓杰:嗯,这个很难比较,首先读本科和商学硕士本身就是不同的经历,我没有在美国上过本科,所以没有办法平行比较两个教育系统。就我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,我觉得在中国读大学最大的好处是养成做事情非常严谨的习惯,尤其是读理工专业,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得非常非常认真。大学的前两年,国内的学生都读得很辛苦,GPA是非常重要的,GPA 和所有的奖学金以及工作机会挂钩,如果GPA不好,之后的选择就少了很多,当然GPA不是全部,社会活动也是必要的,像党支部的工作,党组织的生活都要参与。那时候学到半夜是十分正常的。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还不如现在好,5,6个人一个房间,11点熄灯,半夜就蹲在走廊上看书。另外清华和北大的氛围不太一样,在清华 peer pressure (同辈压力)很高,大家步调比较一致,所以无论你做什么,都有对比,都要竭力做到最好。在北大更自由多元一些,可以做些疯狂的事情。我想在做 investment 这一行,那种严谨的作风,是让我受益的。

 

在国外,不同的文化更加交融,环境更加复杂,学会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,学会独立思考。另外在不同的B.school价值观也是非常也不一样的,我也只对斯坦福了解得更多一些,在Stanford,最受尊敬的人是创业者,斯坦福的人相信,“If you do not do start ups you are making a life-time mistake。”不过这本身就是个很片面的观点,不是? 斯坦福同学聚会,大家见面谈论的是,“诶,你知道XX又做了个新公司”,久而久之也成了peer pressure。 其他的学校创业氛围没有这么浓,比如在沃顿,做金融的人更多,他们认为创业者大多会失败,创业者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创业的。

 

 “斓”珊处,狮城依旧

 

佑蓝:经历了在中国和美国的求学生涯,相信你更了解这两个地区的市场,也拥有了一些人脉,最后是什么吸引你放弃北京香港或纽约来到新加坡呢?

陈斓杰:03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形势还很好,04、05年也成上行趋势。不过从 08年金融危机 之后,美国金融业整体是缺乏生气的。硅谷是个例外,那里的创业公司依然积极。总体说,相比与美国,东南亚和澳洲的业务更富有有挑战性,亚洲这一带是growing economy(上升经济)。而且现在很多 financial system (金融系统)的美国本土人士也从美国移到香港和新加坡,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,生活习惯也比较接近。对很多人来说,如果现在不来亚洲的话,就会迟了。

另一方面是由于机缘,在这里我碰到了喜欢的团队。我现在做的不是投资银行,而是投资,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。我现在不再看中公司是否够大,够有名气来为自己的简历添彩,更加关注工作的实质是不是自己自己喜欢的,以及一起工作的团队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,这可能也是本科毕业和MBA毕业后不同的择业心态吧。

 

佑蓝:为什么读完MBA会有这样的改变?是因为过去几年学到的识给了你自信,还是因为在你对未来的设计里,不再需要公司的名气为简历添彩?

陈斓杰:两方面都有,读 MBA 之前要求公司有 reputation (声誉), platform (平台)要大 ,考虑到 network(社交), prestige(名望) 等等。有了这些,会为之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打下很好的基础。在读 MBA 的过程里对各个行业都有了解,见过很多人,有了这些信息就会更加关注自己想做什么,也有更多自信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毕业后会发现过分追求top tire (高层) 的公司并不必要。有些人更喜欢小的公司,在小的团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,更加 entrepreneurial 。做投资更看重团队,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。特别是对我来讲,我希望能和行业里最出色的人合作,MBA 毕业后我有很认真的选择过公司,我知道我现在的合作人是 one of the best。

 

佑蓝:那么投资者是否会更更愿意和大的投资公司合作? 

陈斓杰:一方面来说投资这些基金的投资人,也就是有限责任股东, 对不同的 fund 会有不同的要求。每个 fund 的 liquidity, risk ,return 都是不一样的。另一方面,像我说之前提过的,公司对 fund 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,比如Start up 为什么找VC(风险投资家)? 一是需要资金,二是需要人脉,VC通常是自己创业过的人,他们给创业者提供的意见,提供的人脉圈子对创业者都非常有价值。相比于第二点,单纯的资金问题是好解决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对应关系,而不是单纯由团队大小决定的问题。

 

佑蓝:Venture Capital 和 Entrepreneur更像team  ********

陈斓杰:没错 VC 和 Entrepreneur 的关系是一场博弈,两个人都希望 pie 越变越大,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多分一些。现实中处理这样的关系很棘手,做不好是两败俱伤。

 

佑蓝:现在你负责亚太地区的特殊事件投资,对中国市场也该非常了解,之前有些评论批评中国公司的操作不规范,比如买壳上市这种情况,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呢?

陈斓杰:在纳斯达克买壳上市是合法的,是创业者用金融工具让上市变得更容易的手段。不过投资者都明白,不靠正规路线上市的公司会存在实力方面的隐患。中国的企业家很聪明,他们知道怎样做有实效,操作不规范是目前的现实,总体趋势是会慢慢规范起来。不避讳地说,中国有很多造假的公司,中小股东在亚洲市场上获得的保护很少,创业者占据着优势地位。

 

佑蓝:前一段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,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,你怎么看待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呢?****

陈斓杰: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,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力度在一直加大 。新能源比传统能源贵,所以从纯粹市场的角度讲很难发展。这导致要发展新能源,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,另一方面也需要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。比如国内的太阳能产业有特殊的财务政策,不过竞争依然非常惨烈。公司的层面讲,很多公司活不下去,但从产业的角度讲,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产业。中国在太阳能方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。

 

佑蓝:无论是做 IB(投资银行) 还是 Investment ,每天经手买卖公司的项目,这样的生活给你带来什么感悟吗?

陈斓杰:大家普遍认为公司上市是件很大的事情,其实上市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,形成了一定规模,而自然发生的程序。IPO不是终极,完全不是这样。之前在IB为一些公司包装时,会发现要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问题,财务的问题,管理的问题。为了上市,公司要么尽可能的解决这些问题,要么就包装起来。当公司是私有的时候,内部消息不被人知道,上市之后一些信息要公开,如果公司在上市之后不能做到更加规范,那么对公司反而是很不利的。所以上市不过是公司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。对于投资者来说,要明白,上市了的公司也不是打包票没有问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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